還是從林沛理的香港說到馬來西亞


香港你還剩下多少   林沛理   次文化堂   2007年7月初版


 


 


一本好書讀了再讀總是有所啓發。一本好書說了再説總是能為人們帶來思想激蕩。今天我還是要從林沛理的《香港你還剩下多少 》說起。


人們說,香港特首是個不好做的位子/工作。你必須搞好香港的經濟,滿足人民的生活/人文要求,卻又必須顫顫驚驚可別什麽時候不小心踩著了中央政權的尾巴而招來一陣打殺。現任特首曾蔭權零七年競選連任時親手寫的競選口號為〈我會做好呢份工〉,林沛理認爲這暴露了曾某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仕途主義者’。什麽是仕途主義者?基本上,這些人在工作上以追求自身的專業發展為自己人生的唯一目標。他們不思考、不計較道德對錯、不知道也完全不理會他們做的事/工作的目的和意義。撰寫如今已是政治理論學經典,《極權主義的起源》的原籍德國的美裔猶太人,漢娜。阿倫特于一九六三年到耶路撒冷,報導在二戰屠殺猶太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納粹分子艾克曼的審訊時,驚訝地發現艾克曼並不如想象中是一個嗜血的殺人狂魔。艾克曼處死了數萬名猶太人,但他一點也不邪惡。簽下處死令時,他的腦子只是在想著該如何以最有效的方法最實惠的成本最快速的時間完成工作。需要多少火車車廂把猶太人運到集中營?行程需要多少日子?一次能夠處死多少人?處死後該如何處理堆積如山的屍體?他服從命令,盡忠職守甚至超標完成賦予他的工作。審判中,他申訴說他只不過是一個大體制下的螺絲釘,“艾克曼確實沒有任何動機,除了一心向上爬之外。”阿倫特在艾克曼的身上發現了極權主義得以存在的基本要素:官僚主義和仕途主義下的平庸無奇之惡。


七零九後,首相第一時間恭賀大馬警方行動迅速有效率,縂警長也聲稱警方依法完成工作。我們看不到任何在道德和政治上的思考和省思,只是按照上面的指示辦事,沒有感情、沒有思想和悔意。他們一心一意,只為了‘做好呢份工’。這其實才是事件後衆多議論關於‘聚會人數有多少?警方行為是不是粗暴?老婆婆精神可嘉…..甚至有些人把事情的焦點牽引到『杯葛中文報吧!某中文報的標題傷害了我們爲何重要爲何不是模糊焦點爲何不是枝枝節節的真正理由。淨選盟的八大訴求,淨選盟集會的初衷不僅僅是要求選舉改革。如果只不過是要政府回應和同意訴求,搞什麽集會嘛,就如衆多政客所說,把寫下八大求的公函呈上去,或是搖一通電話,或是發一封電郵甚或飛鴿傳書,然後靜待佳音不就可以了嗎?誰又願意冒著遭拳打腳踢水炮催淚彈以及被逮捕的危險而走上街頭呢?淨選盟的八大訴求和人民走上街頭說白了,就只是在一個已經不公不義,已經不被回應下的社會,人民要求選舉乃至社會當然包括國家的公平公正公義啊!


林沛理在其〈傷城——尋找香港失落的香港性〉一文裏提到了香港中環天星碼頭遷拆重建和‘集體回憶’,說回憶是有它的集體性和社會性的。然而,所謂集體回憶,不論是文化傳統/遺產,還是大家一起經歷的歷史/文化事件,它的重要性、歷史和象徵意義,往往是被建構,甚至虛構出來的。在這個建構/虛構集體回憶的過程中,傳媒扮演的是何其重要,甚至是決定性的角色。它從社會紛亂蕪雜的各方論述中,選擇性地抽取一些特定的人事物,並將其與社會的發展、理想、核心價值和未來聯係起來。這同時也塑造了人們,尤其是不能不曾親身參與的人們對事件的集體回憶、態度和想象。林沛理在評論《蘋果日報》時說,一份〈普通人報紙〉的投資者、管理層和編輯部的最大挑戰是怎樣不至於剝削和操縱讀者。因爲大部分讀者都是沉默、被驅使和被動的。對於自己不能親眼所見親身經歷的,也就只能象海綿般吸收媒體所餵養的一切有益和無益的奶水。媒體把讀者看成什麽?消費者、經濟人、無知者還是一個公民社會的成員。當主流媒體沒有本著〈立足誠信〉客觀地、真實地、完整地報道事件,這不僅有違傳媒的職業操守和媒體功能,把讀者/人民當傻瓜;如果還忽視其他人論述事件的枝枝節節的意義,漠視事件的〈情義相隨〉意涵,這就不僅僅是合理化社會掌權者在集體回憶裏對弱勢社群的欺壓,而且其本身同樣是一種霸權的行使和運作的合謀者。


馬來西亞,你還剩下什麽?七零九後,我們很欣慰,我們知道,我們還有一群不少的公民懂得自身的公民權利。他們不畏強權,他們懂得自律。他們愛好和平,他們沒有訴諸暴力。他們團結,他們不分彼此,不分年齡膚色信仰階級。他們自信、高貴,他們沒有自卑自憐。他們不往錢看,不自私自利,他們追求社會和國家的公平公正公義。而且他們當中很大的一部分,還很年輕。謝謝你們。


 


(而主流媒體,你們剩下的或許就只有〈文藝春秋〉和各種名目的副刊吧。

從林沛理的香港說起–馬來西亞,你還剩下多少

香港你還剩下多少   林沛理   次文化堂   2007年7月初版


 


 


新近讀了一本香港文化雜誌《瞄》總編輯,《亞洲周刊》專欄評論家,林沛理的香港文化論著,《香港你還剩下多少——香港例外主義之死》。書裏從香港電影的衰敗到《蘋果日報》和狗仔隊;從粵語流行曲到無俚頭文化;從〈只要法律允許,怎麽搞都可以〉到所謂的〈市場萬能論〉謬思,林沛理描述了衆多評論者和學術者詮釋香港故事的過程中被權宜地忽視掉的香港人的體驗與感受。林沛理說的香港例外主義建基於香港的殖民現實有別于其它後殖民國家,甚而可以說幾乎顛覆了所有的殖民理論。因爲香港不同于其它前殖民國家是經過了抗爭、遊行、示威、不合作甚至是暴力衝突和流血之後,從英國管治下解放出來。圍繞九七的,是對殖民宗主的感傷、緬懷、不捨和對前路迷茫的情緒。這就和薩伊德的東方主義學説的後殖民主義理論的一個基本假設不符:你不是殖民者就是被殖民者,而殖民者是永遠的壓迫者,被殖民者則永遠是被壓迫者。


然而說香港是一個孤例卻並不盡然。馬來西亞六三年成立的時候,就是協商的成果,沒有經過多少和宗主國家的衝突。我們不是和宗主國分道揚鑣,而是很樂意地延續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對等關係。今天,權傾一時的政客和富甲一方的商賈已經取代了馬來亞總督和東印度公司成爲了殖民者,最高元首和蘇丹群取代了英女皇和英國皇室成爲了我們的效忠對象,而我們,我們這些百姓,當然也緊守本分繼續維護社會和諧,扮演奉公守法的一等良民。


在林沛理看來,香港作爲一個與衆不同的後殖民地,塑造了香港的獨特城市性格,以及香港人自覺與衆不同、不受任何歷史規律約束的例外主義心態,從而對香港的社會、文化 和經濟發展產生了深遠、決定性的影響 。遺憾的是,我們,馬來西亞卻在協商精神下依然墨守成規,從來沒有抛下殖民的歷史包袱。四月二十九英國威廉王子和凱特的婚禮被英國標榜為世紀婚禮,經由現代航天傳播技術向全世界發送,傳送英國的美好生活和價值觀,也激起了衆多往日大不列顛帝國的後殖民國家的殖民情懷。我國首相在國會笑說當天不延長會議,他如全民百姓,都迫不及待地要收看直播。背後的潛對白卻是對神聖化後的皇家/階級統治的正當性給于合理化和美好化。如此看來,香港前一個星期在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紅衛兵眼皮下的七一遊行走得何其自信。而加拿大這個星期對王子夫婦首次官訪的異議聲音也何其悅耳。


隱士型讀書人,美國的寒哲在其《西方思想抒寫》裏批評如今詭辯術橫行當道,是‘空洞、抽象、毫無生命的智力遊戲。’衍生于修辭學的雄辯術本來是一種演説的技巧。柏拉圖和亞力士多德運用辯證法尋找真理,運用修辭法交流真理。我們可以從中知道真理,唯有真理,才是討論的主題。今天,更多的人卻運用修辭法修飾語言,吸引別人的注意力,運用詭辯術于舌戰,而討論的主題卻從來不是主角。林沛理說臺灣龍應台或許是兩岸三地最厲害的修辭學家,說她在二零零六年發表的《請用文明來説服我——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將公共知識分子對共產政權的批評改篇成一個文明同路人對一個文明的陌生人的發言與提問。藉著題目的所有關鍵字眼——‘請、文明、説服、先生、公開信’意指她自己來自經過進化的人類文明社會,讓她處於不敗之地,因爲她從一開始就與文明站在同一陣綫。


這類修辭口吻我們其實還聼得少嗎?《遊行自由與法治》把遊行自由和法治對立起來 。林沛理批評香港例外主義衍生出來的經濟放任主義每回把經濟搞砸了就祭出‘積極不干預政策’其實是為‘只要法律容許,怎麽搞都可以’的經濟現實提供掩護。這和‘只要法律不容許,如何通情達理都不可以’有異曲同工之妙。可是,問題是,社會真正的核心價值在於法律應該服務于人民,而不是人民服務于法律。這無關違憲,無關違法,甚至無關法治與否。我們說的是一個國民的公民權利,一個人的基本人權。


在〈《蘋果日報》的香港價值〉一文裏,林沛理肯定了這份報章的功過。《蘋果日報》令狗仔隊文化、名人文化、反智文化 和消費主義在香港建立霸權但它同樣的站在老百姓立場對抗惡勢力、大財團和政府。這可比〈立足誠信,情義相隨 〉麻痹老百姓更接近于〈給無權無勢者權利,給無聲無息者聲音〉,一份有品格報章作爲三權分立下的第四權所應扮演的角色。


在所有的香港文化論述中,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香港的〈市場萬能論〉。經濟學本來只是社會科學的一門學科。其作爲一門學科,研究的是人類在相對資源匱乏的時候所作出的選擇。經濟學是人類文明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一環,卻從來不是全部。今天,經濟學卻一躍龍門成了人類所有社會行爲的目的根本就是本末倒置。商家的利益、金錢的利益、經濟的利益於是和權利糾纏一起,卻無視社會的其他需要。所以,林沛理說‘往錢看’造成了一個私人產品豐盛,公共產品匱乏的扭曲社會。


林沛理引用美國評論家蘇珊。桑塔格所說的‘清澈、亮度和透明是評論最可貴的價值’來説明我們必須抛開所有理論的包袱和功能性的計算,才能感受和體驗評論/故事對象的本質。在他聼過的所有香港故事中,他說,最缺乏的就是這種清澈、亮度和透明。


是的,清澈、亮度和透明是一切一切最根本最可貴的價值啊